第9章
我开始觉得没有人会爱我，也不可能再和谁谈恋爱了，完全丧失了性欲。饮食也开始变得不正常，因为很少感觉饥饿。分析师说那也是忧郁症的症状，我对这个词感到厌烦，对分析师感到厌烦。我说我还没有发疯，但是害怕自己很快会疯掉，还问她我是不是该用些抗郁剂来应付这种情况，她告诉我，避免用药是比较有勇气的做法，而她可以和我一起克服一切。这段对话是我们最后一次深入的交谈，也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鼓励我支撑下去的力量之一。
重度忧郁症有几个明确的特征——睡眠、胃口和精神体力都受到干扰，拒绝和外界事物接触，并且伴随着自信心和自尊心的丧失。这是因为人的精神同时倚赖大脑内部的功能（负责管理睡眠、胃口和精神体力）和大脑皮层的功能（负责将经验转译成人生观和世界观）。躁郁症（或称为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）遗传的概率（约占百分之八十），远大于一般忧郁症遗传的概率（约百分之十到五十），尽管治疗通常可以发生效用，但却比较难以控制病情，尤其是抗郁剂有可能引起癫狂。躁郁症最大的危险在于它有时候会突发所谓的“综合症”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个人会因为忧郁而癫狂：负面的情绪被无限夸大。那是自杀的首要条件。病人会因为使用抗郁剂的同时，却未使用精神镇定剂而产生这种情况，情绪稳定剂是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的必备药剂。忧郁可以使人虚弱或焦躁——若是前者，你做任何事都提不起劲；后者，使你想要自杀。崩溃是进入疯狂之前的最后一道界线。物理学中衍生出一个理论，即事物的非常态行为由隐藏的变数所决定。它同时也是累积的结果：无论你看不看得见它们，那些忧郁的因素长年累月累积下来，就会导致崩溃，而且走到这一步通常都耗费了大半生的时间。没有哪个人一生顺利，从未遇过绝望的事，但有些人逼近了那个临界点，而其他人则停留在能承受的范围内，离悬崖还有一段安全距离。一旦跨过了临界点，所有的规则都改变了。以前过得飞快的时间变得度日如年，睡眠本可以让头脑清醒，但失眠时脑子里却充满了一连串不连续、无意义的影像。在忧郁中，所有正常的感官知觉都弃你而去。“然而有那么一刹那，你可以感觉到某种化学作用在进行，”一位患忧郁症的朋友马克·韦斯有一次对我说：“我的呼吸发出恶臭；我的尿闻起来极恶心；镜子里，我的脸碎成一片一片。我知道，忧郁又来了。”
我患病的前后
三岁时，我就已经决定要当一个小说家。从那之后，我开始期望能出版小说。到了三十岁，我的第一本小说终于出版，当时出版社为我安排了巡回讲座，但我恨透了这个计划，一个好友自愿在十月十一日那天帮忙办个新书庆祝派对。我喜欢书也喜欢派对，我本该欣喜若狂，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，我消沉得懒得邀请大家，在派对上，几乎累得站不起来。掌管记忆和情绪的器官分布在脑中各处，而其中，前脑皮层和边缘系统是两个关键的器官，当大脑中控制情绪的边缘系统起作用时，它同时也影响到记忆的部分。我对那场派对的记忆，只有朦胧的印象和毫无生气的色彩：灰色的食物、灰褐色的人影、屋子里暗淡的光线。我只记得整场派对中我满头大汗，只想赶快逃离。我把这一切全归咎于压力。不管怎么样，作为主角我必须适时亮相，一股冲动支撑着我。我撑过去了，似乎没有人发现什么异样。我熬过了那个晚上。
那天晚上回到家，我开始觉得害怕。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，抱着枕头希望自己能平安无事。接下来的两个星期，事情愈来愈糟。就在三十一岁生日前不久，我崩溃了，整个人都垮了，不再和任何人出门。父亲主动要替我办场生日庆祝会，但我就是无法接受这个建议，最后我们达成协议，只和我四个最要好的朋友一起上一家喜爱的馆子。生日前一天，我只出门买了些杂货。从杂货店回家的路上，我突然下腹绞痛无法控制，把自己都弄脏了。在我飞跑赶回家时，我感觉到那秽物在扩散。一进家门，放下杂货袋子就冲进浴室，脱了衣服，然后上床睡觉。那晚我睡得极差，第二天早上起不来。想打电话给朋友取消聚会，但又不行。我静静躺着，想着该说什么，该要怎么做。我张开嘴，但发不出声音。我已经忘记怎么说话了。我开始哭泣，却没有眼泪，只是断断续续地呜咽啜泣。我躺着，想要翻身，但也忘了该怎么做。我试着去回想，却又哭了起来。下午大约三点钟时，我总算能下床走到浴室去，然后慢慢地回到床上。幸亏父亲打电话来了，我接了电话。“你一定得取消今晚的聚会”，我用颤抖的声音说着。“怎么回事?”他不断地问，但我却不知道为什么。就像突然绊倒或滑倒的一刹那，手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，地面朝脸上扑来时那种瞬间的恐惧感。我彻底陷入那种恐惧中。处于极度的不安是一种很诡异的感觉，一直觉得想做点什么事，却无从做起，身体感到某种无法承受的逼迫和不适，丝毫无法放松，就好像你的胃拼命想要呕吐，但却吐不出来。忧郁时，你的视野愈来愈窄，而且开始逐渐封闭，如同你看的电视节目一直受到电波干扰，你可以看到某种影像，但却很模糊，你根本看不见人的脸，除非有特写镜头，所有的影像都搅成一团。空气沉重窒碍，像一团黏稠的面糊。进入忧郁的状态后，你就像变成瞎子一样，被黑暗逐渐笼罩，最后黑暗将你整个包围；又好像变成了聋子，你能听见的声音愈来愈微弱，然后骇人的寂静将你吞噬，直到最后，连自己也无法发出任何声音来打破那无边的空寂；那种感觉又好像身上的衣服变成了木板，你的手肘、膝盖愈来愈僵硬，愈来愈重，而且“木板”把你死死地捆绑和隔离，直到你萎缩，最后将你整个人摧毁。
父亲和我的一个朋友一同来到我的住处，还带着我弟弟和他的未婚妻。我无法为他们开门，好在父亲有钥匙。那时，我已经两天没吃什么东西了，他们想办法让我喝了点汤。每个人都觉得我一定是感染了什么可怕的病毒。我吃了几口，却吐了自己一身。我不停地哭，我恨自己的住处，却没办法离开它。第二天，我想横竖都得去分析师那里一趟。“我想，我应该开始吃药了”，我沉重地说，一位精神科医生同意一小时后和我见面。我认识的一位精神分析师说他的教授告诉他，如果他要病人开始使用药物，就必须停止分析工作。也许是这种过时的观念使我的分析师一直不鼓励我用药?或者她认为我可以挣扎着维持现状?我不知道。
那位精神科医生看起来像是从老式电影里走出来似的：他办公室里的壁纸是褪了色的芥末色，墙上挂着老式烛台并且堆满了诸如《痛苦上瘾》和《自杀行为：心理经济研究》之类的书。他年约七十来岁，操着中欧口音，穿着毛绒绒的拖鞋，抽雪茄，带着战前时代那种优雅的举止和亲切的微笑。他问了一连串的问题——你早上的感觉和下午的有何差别？对任何事情开心地笑有多么困难？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吗？你的睡眠状况如何？对哪些事物还有欲望？我一五一十地透露了我的悲惨境况，而他只是平静地回答：“非常典型。不用担心，我会很快让你好起来。”他在处方上开了赞安诺这种药，又告诉我另一种药乐复得的试用剂量。他详细指示我如何开始服用。“明天再来。”他微笑着说：“乐复得不会这么快产生作用，赞安诺会马上减轻你的焦虑。别担心上瘾和其他问题，这不是你现在要考虑的问题。一旦你的不安减轻了，就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你的忧郁问题并解决它。别担心，你的症状是很正常的。”
服药的第一天，我搬到父亲家里和他同住。那时父亲快七十岁了，通常那个年纪的人无法忍受生活上的大转变。然而他不只是接纳了几近失常的我，而且在那段极度困难的时间里，表现出一个父亲仁慈的奉献和宽广的胸怀，这些成为我的精神支柱。他到医生的办公室来接我一同回家。我连一件换洗衣服也没带，其实也不需要，因为接下来的一个星期，我几乎连床都下不了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惶恐。服用足够剂量的赞安诺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但如果服用得太多，又让我陷入沉重而浑浑噩噩的睡梦中。那些天我的生活是这样的：醒来，感觉自己正处在极大的惶恐中。我能做的就只有服用足够的药，让自己再睡着，直到自己觉得好些。几小时后再次醒来，不得不吃更多的镇静剂。自杀对我来说已经太过复杂，我甚至不愿花过多的时间去想如何完成这件事，只祈求“它能够赶紧停止”，我没办法很具体地说出“它”是什么，我几乎不能说话。文字，一向是我最亲近的友人，突然间变成了玄奥难懂的隐喻，要使用它，得花超出我力所能及的精力：“忧郁症的结局是意义的丧失……我变得沉默，我死亡。”茱莉亚·克莉丝蒂娃有一次写道：“对自己的母语来说，忧郁症者就像陌生人。他们丧失生命力的语言，预示了他们的自我毁灭。忧郁，就像爱情一样，都是陈词滥调。即使流行歌曲中那些甜腻的词藻，也实在很难描述；那些在别人口中听来难以置信的说法，亲身经历时格外刻骨铭心。”艾蜜莉·狄金生所描写的，恐怕是对崩溃的心境最动人的描述：
我患病的前后
在脑中，我感到一场葬礼，哀悼者来来去去不停地走着……走着……直到穿透了知觉……
他们坐定后，葬礼仪式，像一只鼓……
不停地敲打……敲打……直到我心麻木……
然后我听到他们举起一个箱子再次地，以那些相同的铅鞋倾轧过我的灵魂，然后空幻中……响起丧钟，天堂好似一个铃，存在，是—只耳朵，我与静默，是—种奇怪的族类翻覆于此，穿过孤寂……
然后理性地支离，崩裂，我掉落，掉落……
撞到一个世界，然后终于肢解……
人类文字中对于崩溃阶段的忧郁症描述并不多，处于那个阶段的病人几乎全无理智，但他们却又需要尊严，一般人往往缺乏对他人痛苦的尊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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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度忧郁症有几个明确的特征——睡眠、胃口和精神体力都受到干扰，拒绝和外界事物接触，并且伴随着自信心和自尊心的丧失。这是因为人的精神同时倚赖大脑内部的功能（负责管理睡眠、胃口和精神体力）和大脑皮层的功能（负责将经验转译成人生观和世界观）。躁郁症（或称为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）遗传的概率（约占百分之八十），远大于一般忧郁症遗传的概率（约百分之十到五十），尽管治疗通常可以发生效用，但却比较难以控制病情，尤其是抗郁剂有可能引起癫狂。躁郁症最大的危险在于它有时候会突发所谓的“综合症”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个人会因为忧郁而癫狂：负面的情绪被无限夸大。那是自杀的首要条件。病人会因为使用抗郁剂的同时，却未使用精神镇定剂而产生这种情况，情绪稳定剂是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的必备药剂。忧郁可以使人虚弱或焦躁——若是前者，你做任何事都提不起劲；后者，使你想要自杀。崩溃是进入疯狂之前的最后一道界线。物理学中衍生出一个理论，即事物的非常态行为由隐藏的变数所决定。它同时也是累积的结果：无论你看不看得见它们，那些忧郁的因素长年累月累积下来，就会导致崩溃，而且走到这一步通常都耗费了大半生的时间。没有哪个人一生顺利，从未遇过绝望的事，但有些人逼近了那个临界点，而其他人则停留在能承受的范围内，离悬崖还有一段安全距离。一旦跨过了临界点，所有的规则都改变了。以前过得飞快的时间变得度日如年，睡眠本可以让头脑清醒，但失眠时脑子里却充满了一连串不连续、无意义的影像。在忧郁中，所有正常的感官知觉都弃你而去。“然而有那么一刹那，你可以感觉到某种化学作用在进行，”一位患忧郁症的朋友马克·韦斯有一次对我说：“我的呼吸发出恶臭；我的尿闻起来极恶心；镜子里，我的脸碎成一片一片。我知道，忧郁又来了。”
我患病的前后
三岁时，我就已经决定要当一个小说家。从那之后，我开始期望能出版小说。到了三十岁，我的第一本小说终于出版，当时出版社为我安排了巡回讲座，但我恨透了这个计划，一个好友自愿在十月十一日那天帮忙办个新书庆祝派对。我喜欢书也喜欢派对，我本该欣喜若狂，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，我消沉得懒得邀请大家，在派对上，几乎累得站不起来。掌管记忆和情绪的器官分布在脑中各处，而其中，前脑皮层和边缘系统是两个关键的器官，当大脑中控制情绪的边缘系统起作用时，它同时也影响到记忆的部分。我对那场派对的记忆，只有朦胧的印象和毫无生气的色彩：灰色的食物、灰褐色的人影、屋子里暗淡的光线。我只记得整场派对中我满头大汗，只想赶快逃离。我把这一切全归咎于压力。不管怎么样，作为主角我必须适时亮相，一股冲动支撑着我。我撑过去了，似乎没有人发现什么异样。我熬过了那个晚上。
那天晚上回到家，我开始觉得害怕。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，抱着枕头希望自己能平安无事。接下来的两个星期，事情愈来愈糟。就在三十一岁生日前不久，我崩溃了，整个人都垮了，不再和任何人出门。父亲主动要替我办场生日庆祝会，但我就是无法接受这个建议，最后我们达成协议，只和我四个最要好的朋友一起上一家喜爱的馆子。生日前一天，我只出门买了些杂货。从杂货店回家的路上，我突然下腹绞痛无法控制，把自己都弄脏了。在我飞跑赶回家时，我感觉到那秽物在扩散。一进家门，放下杂货袋子就冲进浴室，脱了衣服，然后上床睡觉。那晚我睡得极差，第二天早上起不来。想打电话给朋友取消聚会，但又不行。我静静躺着，想着该说什么，该要怎么做。我张开嘴，但发不出声音。我已经忘记怎么说话了。我开始哭泣，却没有眼泪，只是断断续续地呜咽啜泣。我躺着，想要翻身，但也忘了该怎么做。我试着去回想，却又哭了起来。下午大约三点钟时，我总算能下床走到浴室去，然后慢慢地回到床上。幸亏父亲打电话来了，我接了电话。“你一定得取消今晚的聚会”，我用颤抖的声音说着。“怎么回事?”他不断地问，但我却不知道为什么。就像突然绊倒或滑倒的一刹那，手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，地面朝脸上扑来时那种瞬间的恐惧感。我彻底陷入那种恐惧中。处于极度的不安是一种很诡异的感觉，一直觉得想做点什么事，却无从做起，身体感到某种无法承受的逼迫和不适，丝毫无法放松，就好像你的胃拼命想要呕吐，但却吐不出来。忧郁时，你的视野愈来愈窄，而且开始逐渐封闭，如同你看的电视节目一直受到电波干扰，你可以看到某种影像，但却很模糊，你根本看不见人的脸，除非有特写镜头，所有的影像都搅成一团。空气沉重窒碍，像一团黏稠的面糊。进入忧郁的状态后，你就像变成瞎子一样，被黑暗逐渐笼罩，最后黑暗将你整个包围；又好像变成了聋子，你能听见的声音愈来愈微弱，然后骇人的寂静将你吞噬，直到最后，连自己也无法发出任何声音来打破那无边的空寂；那种感觉又好像身上的衣服变成了木板，你的手肘、膝盖愈来愈僵硬，愈来愈重，而且“木板”把你死死地捆绑和隔离，直到你萎缩，最后将你整个人摧毁。
父亲和我的一个朋友一同来到我的住处，还带着我弟弟和他的未婚妻。我无法为他们开门，好在父亲有钥匙。那时，我已经两天没吃什么东西了，他们想办法让我喝了点汤。每个人都觉得我一定是感染了什么可怕的病毒。我吃了几口，却吐了自己一身。我不停地哭，我恨自己的住处，却没办法离开它。第二天，我想横竖都得去分析师那里一趟。“我想，我应该开始吃药了”，我沉重地说，一位精神科医生同意一小时后和我见面。我认识的一位精神分析师说他的教授告诉他，如果他要病人开始使用药物，就必须停止分析工作。也许是这种过时的观念使我的分析师一直不鼓励我用药?或者她认为我可以挣扎着维持现状?我不知道。
那位精神科医生看起来像是从老式电影里走出来似的：他办公室里的壁纸是褪了色的芥末色，墙上挂着老式烛台并且堆满了诸如《痛苦上瘾》和《自杀行为：心理经济研究》之类的书。他年约七十来岁，操着中欧口音，穿着毛绒绒的拖鞋，抽雪茄，带着战前时代那种优雅的举止和亲切的微笑。他问了一连串的问题——你早上的感觉和下午的有何差别？对任何事情开心地笑有多么困难？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吗？你的睡眠状况如何？对哪些事物还有欲望？我一五一十地透露了我的悲惨境况，而他只是平静地回答：“非常典型。不用担心，我会很快让你好起来。”他在处方上开了赞安诺这种药，又告诉我另一种药乐复得的试用剂量。他详细指示我如何开始服用。“明天再来。”他微笑着说：“乐复得不会这么快产生作用，赞安诺会马上减轻你的焦虑。别担心上瘾和其他问题，这不是你现在要考虑的问题。一旦你的不安减轻了，就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你的忧郁问题并解决它。别担心，你的症状是很正常的。”
服药的第一天，我搬到父亲家里和他同住。那时父亲快七十岁了，通常那个年纪的人无法忍受生活上的大转变。然而他不只是接纳了几近失常的我，而且在那段极度困难的时间里，表现出一个父亲仁慈的奉献和宽广的胸怀，这些成为我的精神支柱。他到医生的办公室来接我一同回家。我连一件换洗衣服也没带，其实也不需要，因为接下来的一个星期，我几乎连床都下不了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惶恐。服用足够剂量的赞安诺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但如果服用得太多，又让我陷入沉重而浑浑噩噩的睡梦中。那些天我的生活是这样的：醒来，感觉自己正处在极大的惶恐中。我能做的就只有服用足够的药，让自己再睡着，直到自己觉得好些。几小时后再次醒来，不得不吃更多的镇静剂。自杀对我来说已经太过复杂，我甚至不愿花过多的时间去想如何完成这件事，只祈求“它能够赶紧停止”，我没办法很具体地说出“它”是什么，我几乎不能说话。文字，一向是我最亲近的友人，突然间变成了玄奥难懂的隐喻，要使用它，得花超出我力所能及的精力：“忧郁症的结局是意义的丧失……我变得沉默，我死亡。”茱莉亚·克莉丝蒂娃有一次写道：“对自己的母语来说，忧郁症者就像陌生人。他们丧失生命力的语言，预示了他们的自我毁灭。忧郁，就像爱情一样，都是陈词滥调。即使流行歌曲中那些甜腻的词藻，也实在很难描述；那些在别人口中听来难以置信的说法，亲身经历时格外刻骨铭心。”艾蜜莉·狄金生所描写的，恐怕是对崩溃的心境最动人的描述：
我患病的前后
在脑中，我感到一场葬礼，哀悼者来来去去不停地走着……走着……直到穿透了知觉……
他们坐定后，葬礼仪式，像一只鼓……
不停地敲打……敲打……直到我心麻木……
然后我听到他们举起一个箱子再次地，以那些相同的铅鞋倾轧过我的灵魂，然后空幻中……响起丧钟，天堂好似一个铃，存在，是—只耳朵，我与静默，是—种奇怪的族类翻覆于此，穿过孤寂……
然后理性地支离，崩裂，我掉落，掉落……
撞到一个世界，然后终于肢解……
人类文字中对于崩溃阶段的忧郁症描述并不多，处于那个阶段的病人几乎全无理智，但他们却又需要尊严，一般人往往缺乏对他人痛苦的尊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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