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5章
盖伦还有一套自己的处方，不少成分和鲁福斯相同，不过他建议一种解毒剂是以车前草、曼陀罗花、菩提花、鸦片和黄花南芥菜，来治疗混合焦躁与忧郁的病症。有趣的是，当盖伦调制出兴奋剂时，居住于另一个大陆的阿兹特克人开始给囚犯用强烈的迷幻药，以防止囚犯患上忧郁症，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种凶兆。准备被活祭的人要饮用特别的麦酒，好让他不致忧郁，否则就不能献祭给天神。
盖伦相信有魂魄，可称之为位于脑中的精气，魂魄掌管自我，其权威就像上帝之于世界。他根据人的体液与温度的不同，将人的性格整理为九类。他认为人被忧郁所控制不是病理，而是自我的一部分：“有人天生就焦躁、忧郁、悲观，总是郁郁寡欢，医生无计可施。”盖伦指出，忧郁症可能是脑部受损的结果，也可能是外在因素改变正常的大脑所致。一旦体液失调，黑胆汁会流入脑中，使大脑变干，伤害到自我。“这种体液像一种黑暗之物，攻击理智所在的大脑中心。就像儿童惧怕黑暗一样，成人被激发恐惧的黑胆汁侵蚀时也会如此，他们的大脑持续处于暗夜之中，恐惧源源不绝。这就是为什么忧郁症者同时害怕死亡又期待死亡。他们逃避光明，喜爱黑暗。”而灵魂实际上是被蒙蔽了。“黑胆汁包着理智，就像眼睛的水晶体，如果它很清澈，就能看得清楚，若是不健康且不透明，就看不清远方。动物精神的特性也是因此而变得沉重而晦暗。”盖伦注重的是精神生物学而非哲学，他严厉批评把忧郁症归咎于感情等抽象因素的理论，不过他相信体液失调的人，会受这些因素影响而使合并症状加剧。
医术历史的下一阶段回归到斯多葛学派。他们认为心理疾病是外在力量所造成，在罗马衰亡后的黑暗时代，这种看法占据优势。基督教兴起对忧郁症者极为不利。虽然盖伦一直被中世纪的人们奉为医学权威，他提出的精神药物治疗的观念却与基督教的教义冲突。他的疗法遭到哲学的放逐，愈来愈少人使用。
中世纪忧郁等同于罪恶
圣·奥古斯丁宣称，人与野兽的差别就在于上天赐予的理性，所以，失去理智就会使人沦为野兽。从这点来看，人们很容易会断定，失去理智就代表被上帝遗弃，此人是因灵魂犯罪而遭天谴。忧郁症更是一种恶毒的病症，因为从患者的绝望看来，他并没有因信仰上帝的神恩和慈悲而得到救赎。从这种观点来看，忧郁症背离了所有的神圣。此外，重度忧郁常被视为着魔，一个可怜的愚人被恶魔附身，如果恶魔驱赶不走，那就是罪有应得。神职人员很快就在圣经上找到证据：犹大自杀而死，一定是因为他得了忧郁症，因此，所有忧郁症者必然有着和犹大一样的恶念。丹尼尔书第四章第三十三节中对尼布甲尼撒王的叙述，被拿来证明上帝以疯狂来惩罚罪恶深重者。公元五世纪时，卡西安在一篇谈面对“内心的疲倦与悲苦”的“第六个抗争”的文字中说：忧郁是诗篇第九十篇中说的“正午恶魔”，在这诗篇中提到忧郁的恶魔使人处于嫌弃、鄙视、不屑其他人的憎恶心境，并感到心灰意懒，其中提到的章节出于圣诗中，从圣经原文译出来的字句如下：“他的诚实如同大小的盾牌：你不必惧怕黑夜惊骇、或是白日飞箭，也不怕夜行瘟疫、或是正午恶魔。”——“abincrusus,etdaemoniomeridiano”。卡西安认定“黑夜惊骇”指邪恶、“白日飞箭”指敌人的袭击、“夜行瘟疫”指潜进睡梦的魔鬼，而“正午恶魔”指忧郁症，你可以在正午时清楚看到它，但它还是会把你的灵魂从上帝身边拉开。
其他的罪恶可能都只会在夜晚放肆，只有这种粗暴的罪恶来袭时是不分昼夜的。谁愿意帮失去上帝真理盾牌保护的人说公道话呢？对这些救治无望的人，刑罚可能比较有效率一点：卡西安主张，应该强迫忧郁症者从事劳动，他所有的朋友都应该躲避他、远离他。伊伐格流斯用相同的字眼，说忧郁丧志是“正午恶魔”，会攻击和骚扰修行者，将其列为我们应该抗拒的八大诱惑之一。这样的印象唤起了忧郁症患者遭受入侵的恐怖感受。忧郁症有一种不怕被人看到的特点。大多数的魔鬼，都要靠黑夜的掩护，多半以痛苦的形象出现——只有击倒他，才看得到他的真面目。忧郁症就站在明亮的阳光下，不怕人看到。你很清楚原因和理由何在，但痛苦的程度和毫不知情相同。几乎没有一种精神状态有此情形。
在十三世纪“宗教法庭”的时代，有些忧郁症患者因其背叛神旨的罪行被处罚金或监禁。此时期，托马斯·阿奎那在他的身体与灵魂的理论中，把灵魂的位置放在身体之上，认为灵魂不会臣服于身体疾病，因为灵魂是在神的管辖之下，只会受上帝或撒旦的影响。以此推断，一种疾病若非身体的，就是心灵的，而忧郁症是属于心灵的疾病。中世纪教会订立了九大罪恶（衍生自七宗罪），其中一项是“麻木”（十三世纪译为“懒散”）。这个词在当时使用广泛的程度，不亚于现今“忧郁”这个词，其症状与所有忧郁者的感受相似——在此之前，忧郁并不算是罪恶。乔叟（十四世纪英国诗人）所写的《教士》中，称忧郁为“使探索中的罪人无法享受到所有的美事”。“麻木”是人类的敌人，因为它和勤勉对立，它也是人体活力的大敌，因为它对人世无益，甚至会因疏忽而浪费、破坏、毁灭世间的美好。它让活着的人好像在地狱中受苦，让人变得焦躁，寸步难行。依此类推下去，忧郁的字眼变得愈来愈负面，人们对它的态度愈来愈严厉。“麻木”是一种综合的罪恶，《教士》中列举其成分：“它非常脆弱，如所罗门之言，它经受不了艰难与苦修。此逃避之举使人畏惧，连好好做事都不行。有时出自无由的自责，有时来自过度的恐惧，使罪人对上帝的慈悲感到绝望、灰心，他自以为身上的罪恶太沉重，再怎么忏悔都没用。这种情形若持续到临终，就算是反抗圣灵的罪恶。接下来是懒散贪睡，叫人身心都迟钝怠惰。最后是厌世的罪恶，称之为悲伤，厌世或悲伤会造成心灵死亡，身体也一样。由于悲伤，人会被自己的生活所困扰。所以这种人通常活不到他该享福的寿命。”
僧侣特别容易罹患“麻木”，表现出疲累、倦怠、悲伤或沮丧、不安的情绪，嫌恶修道院和禁欲，渴求以前的家庭生活。“麻木”和悲伤不同，后者会让人投向上帝，全心悔改。在中世纪的文件中，我们不太清楚意志力所扮演的角色。让自己陷入“麻木”算不算罪恶？或者，“麻木”是不是因犯了其他罪恶而得到的惩罚？忧郁症最狂热的敌人——将忧郁等同于原罪，善辩的希德格修女写道：“就在亚当违背神律的那一刹那，忧郁凝结在他的血液中。”
中世纪的社会秩序很不稳定，在那个敏感的时代，精神障碍特别令人恐慌。一旦失去理智，人类的机制就分崩离析，社会秩序荡然无存。愚笨是罪恶，精神障碍是更严重的罪恶。人要有理智才会有美德，若无理智，人就没有足够的自制力可遵从美德。对古典思想家来说，精神与身体紧密相连；对中世纪基督徒来说，灵魂和身体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现今把忧郁症视为耻辱的观念，就是在上面这种传统下滋长出来的。灵魂为神所赐，应该是完美无瑕的，我们必须努力保持它的完美；现代社会的耻辱，主要即来自于灵魂的缺陷。欺瞒、残暴、贪婪、自大和无判断力，都是灵魂的缺点，所以我们下意识就企图压抑。忧郁一旦被归为“灵魂的苦难”，我们似乎就该排斥它。有许多故事是关于这种关联如何将忧郁以最坏的可能性投射出来。例如，十五世纪的画家古斯在1480年前后进入一座僧院，由于天赋异禀，他依然常和院外的世界互动。某天晚上，古斯结束一趟旅行回到僧院，记录上说他“受其想像力的怪异失常打击，不断哭泣”，说他“遭到诅咒，万劫不复，甚至会自残，受创的心智为幻影所遮蔽”。同僚试图用音乐治疗他，据他们描述：“他的情形没有改善，不断疯言疯语，自认是将下地狱的孩子。僧侣们猜想他可能是艺术家的癫狂，或遭邪魔附身，最后认定是二者皆有，或许还喝了酒而使病症加剧。古斯为他所承诺的工作吓坏了，没有自信可完成使命。时间，加上忏悔的神圣宗教仪式，他最后恢复了平时的稳重。不过后来又复发，死时状况凄凉。
浪漫的文艺复兴时代
若说中世纪把忧郁症道德化，那文艺复兴时代就是将其浪漫化。文艺复兴的思想家对忧郁的看法回归成古典哲学家（而不是古典医生），断定忧郁代表思想有深度。人本主义哲学对基督教教条的挑战节节升高（但从另一方面来看，这也使基督徒的信仰和教义更加稳固）。无来由的痛苦在中世纪被视为罪恶，后来称为疾病（现在则被称为忧郁）。在为数众多的探讨忧郁的作家中，费西诺是其中最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家。他相信，无论是谁得了忧郁症，都是我们渴望伟大与永生的表现。他提到有些天生忧郁的人：“很令人讶异，我们一空闲下来，就会陷入像流亡一样的苦闷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或不曾真正想过苦恼为何而来……在观看戏剧时，我们偶尔会发出一声叹息，等到散场时，我们则带着更多的忧郁回家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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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伦相信有魂魄，可称之为位于脑中的精气，魂魄掌管自我，其权威就像上帝之于世界。他根据人的体液与温度的不同，将人的性格整理为九类。他认为人被忧郁所控制不是病理，而是自我的一部分：“有人天生就焦躁、忧郁、悲观，总是郁郁寡欢，医生无计可施。”盖伦指出，忧郁症可能是脑部受损的结果，也可能是外在因素改变正常的大脑所致。一旦体液失调，黑胆汁会流入脑中，使大脑变干，伤害到自我。“这种体液像一种黑暗之物，攻击理智所在的大脑中心。就像儿童惧怕黑暗一样，成人被激发恐惧的黑胆汁侵蚀时也会如此，他们的大脑持续处于暗夜之中，恐惧源源不绝。这就是为什么忧郁症者同时害怕死亡又期待死亡。他们逃避光明，喜爱黑暗。”而灵魂实际上是被蒙蔽了。“黑胆汁包着理智，就像眼睛的水晶体，如果它很清澈，就能看得清楚，若是不健康且不透明，就看不清远方。动物精神的特性也是因此而变得沉重而晦暗。”盖伦注重的是精神生物学而非哲学，他严厉批评把忧郁症归咎于感情等抽象因素的理论，不过他相信体液失调的人，会受这些因素影响而使合并症状加剧。
医术历史的下一阶段回归到斯多葛学派。他们认为心理疾病是外在力量所造成，在罗马衰亡后的黑暗时代，这种看法占据优势。基督教兴起对忧郁症者极为不利。虽然盖伦一直被中世纪的人们奉为医学权威，他提出的精神药物治疗的观念却与基督教的教义冲突。他的疗法遭到哲学的放逐，愈来愈少人使用。
中世纪忧郁等同于罪恶
圣·奥古斯丁宣称，人与野兽的差别就在于上天赐予的理性，所以，失去理智就会使人沦为野兽。从这点来看，人们很容易会断定，失去理智就代表被上帝遗弃，此人是因灵魂犯罪而遭天谴。忧郁症更是一种恶毒的病症，因为从患者的绝望看来，他并没有因信仰上帝的神恩和慈悲而得到救赎。从这种观点来看，忧郁症背离了所有的神圣。此外，重度忧郁常被视为着魔，一个可怜的愚人被恶魔附身，如果恶魔驱赶不走，那就是罪有应得。神职人员很快就在圣经上找到证据：犹大自杀而死，一定是因为他得了忧郁症，因此，所有忧郁症者必然有着和犹大一样的恶念。丹尼尔书第四章第三十三节中对尼布甲尼撒王的叙述，被拿来证明上帝以疯狂来惩罚罪恶深重者。公元五世纪时，卡西安在一篇谈面对“内心的疲倦与悲苦”的“第六个抗争”的文字中说：忧郁是诗篇第九十篇中说的“正午恶魔”，在这诗篇中提到忧郁的恶魔使人处于嫌弃、鄙视、不屑其他人的憎恶心境，并感到心灰意懒，其中提到的章节出于圣诗中，从圣经原文译出来的字句如下：“他的诚实如同大小的盾牌：你不必惧怕黑夜惊骇、或是白日飞箭，也不怕夜行瘟疫、或是正午恶魔。”——“abincrusus,etdaemoniomeridiano”。卡西安认定“黑夜惊骇”指邪恶、“白日飞箭”指敌人的袭击、“夜行瘟疫”指潜进睡梦的魔鬼，而“正午恶魔”指忧郁症，你可以在正午时清楚看到它，但它还是会把你的灵魂从上帝身边拉开。
其他的罪恶可能都只会在夜晚放肆，只有这种粗暴的罪恶来袭时是不分昼夜的。谁愿意帮失去上帝真理盾牌保护的人说公道话呢？对这些救治无望的人，刑罚可能比较有效率一点：卡西安主张，应该强迫忧郁症者从事劳动，他所有的朋友都应该躲避他、远离他。伊伐格流斯用相同的字眼，说忧郁丧志是“正午恶魔”，会攻击和骚扰修行者，将其列为我们应该抗拒的八大诱惑之一。这样的印象唤起了忧郁症患者遭受入侵的恐怖感受。忧郁症有一种不怕被人看到的特点。大多数的魔鬼，都要靠黑夜的掩护，多半以痛苦的形象出现——只有击倒他，才看得到他的真面目。忧郁症就站在明亮的阳光下，不怕人看到。你很清楚原因和理由何在，但痛苦的程度和毫不知情相同。几乎没有一种精神状态有此情形。
在十三世纪“宗教法庭”的时代，有些忧郁症患者因其背叛神旨的罪行被处罚金或监禁。此时期，托马斯·阿奎那在他的身体与灵魂的理论中，把灵魂的位置放在身体之上，认为灵魂不会臣服于身体疾病，因为灵魂是在神的管辖之下，只会受上帝或撒旦的影响。以此推断，一种疾病若非身体的，就是心灵的，而忧郁症是属于心灵的疾病。中世纪教会订立了九大罪恶（衍生自七宗罪），其中一项是“麻木”（十三世纪译为“懒散”）。这个词在当时使用广泛的程度，不亚于现今“忧郁”这个词，其症状与所有忧郁者的感受相似——在此之前，忧郁并不算是罪恶。乔叟（十四世纪英国诗人）所写的《教士》中，称忧郁为“使探索中的罪人无法享受到所有的美事”。“麻木”是人类的敌人，因为它和勤勉对立，它也是人体活力的大敌，因为它对人世无益，甚至会因疏忽而浪费、破坏、毁灭世间的美好。它让活着的人好像在地狱中受苦，让人变得焦躁，寸步难行。依此类推下去，忧郁的字眼变得愈来愈负面，人们对它的态度愈来愈严厉。“麻木”是一种综合的罪恶，《教士》中列举其成分：“它非常脆弱，如所罗门之言，它经受不了艰难与苦修。此逃避之举使人畏惧，连好好做事都不行。有时出自无由的自责，有时来自过度的恐惧，使罪人对上帝的慈悲感到绝望、灰心，他自以为身上的罪恶太沉重，再怎么忏悔都没用。这种情形若持续到临终，就算是反抗圣灵的罪恶。接下来是懒散贪睡，叫人身心都迟钝怠惰。最后是厌世的罪恶，称之为悲伤，厌世或悲伤会造成心灵死亡，身体也一样。由于悲伤，人会被自己的生活所困扰。所以这种人通常活不到他该享福的寿命。”
僧侣特别容易罹患“麻木”，表现出疲累、倦怠、悲伤或沮丧、不安的情绪，嫌恶修道院和禁欲，渴求以前的家庭生活。“麻木”和悲伤不同，后者会让人投向上帝，全心悔改。在中世纪的文件中，我们不太清楚意志力所扮演的角色。让自己陷入“麻木”算不算罪恶？或者，“麻木”是不是因犯了其他罪恶而得到的惩罚？忧郁症最狂热的敌人——将忧郁等同于原罪，善辩的希德格修女写道：“就在亚当违背神律的那一刹那，忧郁凝结在他的血液中。”
中世纪的社会秩序很不稳定，在那个敏感的时代，精神障碍特别令人恐慌。一旦失去理智，人类的机制就分崩离析，社会秩序荡然无存。愚笨是罪恶，精神障碍是更严重的罪恶。人要有理智才会有美德，若无理智，人就没有足够的自制力可遵从美德。对古典思想家来说，精神与身体紧密相连；对中世纪基督徒来说，灵魂和身体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现今把忧郁症视为耻辱的观念，就是在上面这种传统下滋长出来的。灵魂为神所赐，应该是完美无瑕的，我们必须努力保持它的完美；现代社会的耻辱，主要即来自于灵魂的缺陷。欺瞒、残暴、贪婪、自大和无判断力，都是灵魂的缺点，所以我们下意识就企图压抑。忧郁一旦被归为“灵魂的苦难”，我们似乎就该排斥它。有许多故事是关于这种关联如何将忧郁以最坏的可能性投射出来。例如，十五世纪的画家古斯在1480年前后进入一座僧院，由于天赋异禀，他依然常和院外的世界互动。某天晚上，古斯结束一趟旅行回到僧院，记录上说他“受其想像力的怪异失常打击，不断哭泣”，说他“遭到诅咒，万劫不复，甚至会自残，受创的心智为幻影所遮蔽”。同僚试图用音乐治疗他，据他们描述：“他的情形没有改善，不断疯言疯语，自认是将下地狱的孩子。僧侣们猜想他可能是艺术家的癫狂，或遭邪魔附身，最后认定是二者皆有，或许还喝了酒而使病症加剧。古斯为他所承诺的工作吓坏了，没有自信可完成使命。时间，加上忏悔的神圣宗教仪式，他最后恢复了平时的稳重。不过后来又复发，死时状况凄凉。
浪漫的文艺复兴时代
若说中世纪把忧郁症道德化，那文艺复兴时代就是将其浪漫化。文艺复兴的思想家对忧郁的看法回归成古典哲学家（而不是古典医生），断定忧郁代表思想有深度。人本主义哲学对基督教教条的挑战节节升高（但从另一方面来看，这也使基督徒的信仰和教义更加稳固）。无来由的痛苦在中世纪被视为罪恶，后来称为疾病（现在则被称为忧郁）。在为数众多的探讨忧郁的作家中，费西诺是其中最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家。他相信，无论是谁得了忧郁症，都是我们渴望伟大与永生的表现。他提到有些天生忧郁的人：“很令人讶异，我们一空闲下来，就会陷入像流亡一样的苦闷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或不曾真正想过苦恼为何而来……在观看戏剧时，我们偶尔会发出一声叹息，等到散场时，我们则带着更多的忧郁回家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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